Page 243 - 《社会》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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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续表 ５
甘肃省 上海市
变量
犗狉犱犲狉犲犱犘狉狅犫犻狋 犆犎犗犘犐犜 犗狉犱犲狉犲犱犘狉狅犫犻狋 犆犎犗犘犐犜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００４ －０．４２１ －０．３７０ －０．３７２
（ ０．３８４ ） （ ０．５１７ ） （ ０．２２０ ） （ ０．２８９ ）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０７４ －０．２０４ －０．３１０ －０．４４８
（ ０．３６０ ） （ ０．４８２ ） （ ０．２１５ ） （ ０．２８２ ）
农业从业人员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７ －０．１４５ －０．７９９
（ ０．３５０ ） （ ０．４７１ ） （ ０．２６１ ） （ ０．３４５ ）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１ －０．４４９ －０．６５９
（ ０．３５２ ） （ ０．４７４ ） （ ０．２２５ ） （ ０．２９３ ）
收入四分位数
中下 ２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８ ０．３６４
（ ０．０７３ ） （ ０．０９６ ） （ ０．３７８ ） （ ０．５１５ ）
中上 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３０ －０．２１６ ０．３５３
（ ０．０８４ ） （ ０．１０９ ） （ ０．３６５ ） （ ０．４９９ ）
最高 ２５％ ０．２８８ ０．２３３ －０．２１７ ０．５４２
（ ０．１０５ ） （ ０．１３５ ） （ ０．３６３ ） （ ０．４９５ ）
注： １． 狆 ＜ ０．１０ ， 狆 ＜ ０．０５ ， 狆 ＜ ０．０１ ；括号中为标准误。
２． “父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年龄组”“性别”“婚姻”“城乡”“教育程
度”“职业”和“收入四分位数”的参照组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２９ 岁及以下”“女性”“非在婚”“农村”“小学及以下”
“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最低 ２５％ ”。
业从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７９９ 和
－０．６５９ ， 值均小于 ０．０５ ）。
狆
其次，通过比较分析两个省市调整后的结果发现，在上海市的模型
中，年龄、教育和职业对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更加明显。教育和职业这两
个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两个省市模型中表现出差异性，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主观认知的标准也会
越来越现代化。以职业为例，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中形成的职业声望
体系更加明确，具体表现就是，个人往往更多以自己职业来定位自己的
社会地位，教育亦同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所给出的第
二个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省市的模型中，收入对于主观社会地位
的影响都不十分明显。另外，个体的先赋背景，即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
亲职业在调整后的两省市模型中对于因变量均未能显示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甘肃省与上海市虽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但
在对主观社会地位发挥影响的各因素中，先赋因素在这两个地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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