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5 - 《社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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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其个人禀赋和能力没有太大的关联。本文将前者称为自致型
“农转非”群体，将后者称为外致型“农转非”群体。区分这二者对于考
察“新市民”与“老市民”的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
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本文通过对总体样本的分位数回归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
变量以及其他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新市民”相较于“老市民”存在一
定程度的收入劣势，因此所谓的“农转非”优势至少在工作收入层面上
并不存在。
第二，对不同群体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数上“新市民”的
教育回报率普遍低于“老市民”，即使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的自致型
“农转非”群体也是如此。这提醒我们，即使户籍壁垒能够被打破，出身
农村的“新市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依然会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
视。
第三，分位数分解的结果支持了市场歧视的存在。收入差异的分
位数分解表明，在大多数分位点上，因其高度的选择性，自致型“农转
非”群体相较于“老市民”在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方面存在一定优势，但
这种优势几乎完全被歧视所消解。歧视程度随收入分位数的变化呈倒
犝 型趋势，这意味着农村背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低收入分位群体因其较低的职业准入门槛和技能要求，受户
籍背景的影响较小；高收入分位的群体以其较高的个人禀赋获得了劳
动力市场的认可，并且随着市场规范程度的提高，歧视因素的影响逐渐
降低；因此中等收入分位群体成为被市场歧视的主体。另一方面，与
“老市民”相比，外致型“农转非”群体既在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方面存
在劣势，也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因而与“老市民”存在较大的收入
差距。此外，对“新市民”内部两个群体的收入分解也证实了歧视主要
发生在“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
综上，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通过不
同渠道实现“农转非”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而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
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缩小其收入差距。尤其就外致型“农转非”群体
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
育水平，改善其人力资本状况；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职业培
训，提高其适应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以改变他们在就业和收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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