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9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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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身的差异(主要包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对健康有强烈而显
著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健康不平等现象时地区影响应该是一个很重
要的变量。另外,世代效应表明,健康在晚近的出生群体中持续恶化,这一
发现与某些前期研究比较一致(李婷、张闫龙, 2014 )。原因可能在于,早期
世代的选择性生存,以及晚近世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晚近世代的健
康状态差于早期世代。此外,随着公共医疗的普及和医疗诊断、救治技术
的进步,晚近世代的人均寿命得到延长,但与衰老相伴的慢性疾病并没有
相应地减少。这样也会导致晚近世代较早期世代有更长的带病生存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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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局限有三。其一是前述对世代效应的处理。因为篇幅和
研究设计的复杂性,本文没有探讨教育和世代的交互影响。尽管我们
将世代作为控制变量,但依然缺乏区分“年龄—世代”同一性问题的能
力,尤其在教育水平在各世代间的差距甚大的情况下。其二,就社会分
层的指标而言,职业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但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退
休年龄的老人,对这一群体而言,只能用过去职业的影响,这和工作阶
段的人当前职业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因此,本研究的社会分层指标没
有将职业包括在内。其三,学界对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因果关
系一直存在“社会归因论”和“健康选择论”之间的争论。健康对社会经
济地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职业的流动上面。本文选择 24 岁以上的成
人样本,而且没有使用职业作为自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健康选
择导致职业差异的归因,但囿于篇幅的缘故,本文没能对“健康选择论”
进行探讨,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遗憾。
尽管有上述局限性,但本文对国内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依然
有一定贡献。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本研究引入生命历程的视角,分析
在社会性别和社会分层的双重影响下,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
势 /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
女性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轨迹。本文的发现对“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提供了部分支持,也指出性别视角在健康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的重要
性。其次,在方法层面上,本研究借助严格的定量方法,采用 犆犎犖犛 追
踪数据,通过分层成长曲线模型,区分个人的健康变化和个体之间的健
康差异及其演变,从而探索导致健康不平等及其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
从实质性的结果看,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男性健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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