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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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他认为经济制度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塑造了人的性格结
构，而社会性格是“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作用的结果
下，发展起来的该群体大部分成员性格结构中的共同成分”，不同的阶
级具有不同的社会性格。性格结构不但决定人的思想和感觉，而且还
决定人的行为。弗罗姆的社会性格概念也许存在可商榷之处，但其观
点有助于我们将视角转向社会结构性因素及其影响之下的个体生活经
验，寻找攻击倾向的形成原因，从而从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解释攻击倾
向的扩散。
心理学的“攻击理论”曾经也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的研究产生过
影响。在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那里，心理因素始终处于解释的中心
地位（赵鼎新， ２００５ ）。如戈尔（ 犌狌狉狉 ， １９７０ ）把“相对剥夺感”看做人们造
反的原因，认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
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
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大。戈尔的理论显然是基于“挫折—攻击模
型”的研究路径提出的，挫折并非来自绝对剥夺，而是来自相对剥夺，相
对剥夺是攻击（造反）的原因。
但是，这一重视心理因素的研究取向随着美国资源动员等理论的
兴起而终止。“资源动员理论”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理性行动者，
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在行动中获取
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冯仕政， ２００３ ）。自此以后，心理因素被排斥在集
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之外，之前强调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理论
几乎全都遭到严厉批判，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赵鼎新， ２００５ ）。
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是人的攻击倾向最易得到宣泄和表现的冲突
情境，具有某些心理特点的人很可能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这些
因素本应该引起集体行为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关注，却被拒之于研
究之外，这样便造成了理论解释上的一个空白点，比如，资源动员等理
论无法解释泄愤类集体行为参与者的动机。
霍弗（ ２００８ ： １２－２１ ）把个人心理特点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在他
看来，所有群众运动的初期追随者都是以失意者居多，即，那些出于各
种原因认为自己的人生被毁坏或浪费的人，“即使没有外来的煽动游说
力量，失意者本身即足以产生‘忠实信徒’所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
而所有群众运动能够吸引到的追随者也都具有这一类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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