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5 - 《社会》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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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图 １ 所示的框架。利用这一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本世纪以
来一些重要改革对农村基层政令执行情况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从本
世纪初到 ２００６ 年之间陆续展开的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
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基层财权收到县级党政机关手中。如同前文所
分析的那样，由于改革后乡镇财政更多依赖上级转移支付，税费征缴工
作因为与本位利益的相关性下降而不再受许多乡镇党政机关重视。然
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需要自筹大部分运转经费的村级治理机构仍非
常重视征缴非农税费的工作。
图 １ ：理解当今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一个框架
又如， ２００５ 年信访工作改革后，维稳工作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和严格考核。于是，如同实证分析所揭示的那样，
乡镇党政机关对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迅速提高，并试图将这
项任务下压给村级治理机构。在乡镇党政机关能够有效控制村级治理
机构的情况下，维稳尚可在村级切实展开。但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财权
向上收缩，削弱了一些地区乡村之间的联系，部分村级治理机构更因陷
入财务困境而组织涣散，根本无法投入精力与资源来执行维稳任务。
可见，在当今中国农村，当政令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控制与压力被
推行时，很可能会在层层下达的过程中被打折或者走形，甚至根本无法
真正到达村庄。这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果堪忧。如果希望提升上级
政令在基层的执行情况，将善治落到实处，制度设计者就应当努力把看
似对立的上级控制力与下级自主性有机统一起来，将适当比例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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