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4 - 《社会》2016年第2期

悖论的可见性：《 ９ 个 ｇ ａ ｙ 》与《一屋赞客》对同性恋的再现

（ 犎犲狀狀犲狊狊 狔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 犜狌犮犽犲狉 ， ２００９ ； 犅狌狋狋犲狉犳犻犲犾犱 ， ２０１３ ； 犘犪狀犪 狔 狅狋狅狏 ，
，
２０１３ ； 犔犻狀犱 ， ２０１４ ）。而狭义的可见性，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性少
数群体在大众传媒中的可见性。大众传媒中的可见性之所以重要，是
因为广播、电视、电影、流行音乐、互联网与社会网络以及媒体文化的其
他形式与产品都为人们提供材料，使人们得以去形塑其身份和自我意
识，去想象性别、阶级、种族、民族、性，去建构“我们”和“他们”的分别。
媒体形象形塑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及价值观，人们藉由媒体产品中的
符号（ 狊 狔 犿犫狅犾狊 ）、迷思（ 犿 狔 狋犺狊 ）及各种原材料建构社会文化，并参与和生
活在其中，它们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犓犲犾犾狀犲狉 ， ２０１１ ）。
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正在于这种（不）可见性出现的变化和这种变化背
后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关于性少数群体的认识是如何被大众传媒塑
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怎样的关于同性恋与异性恋、可见的与不可
见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自由与束缚等诸多 二分 法 的思考（ 犉犲 犼 犲狊
，
犪狀犱犘犲狋狉犻犮犺 ， １９９３ ； 犌犪犿狊狅狀 ， １９９８ ； 犇狅狀 犵２００５ ； 犅犲狉狉 狔２０００ ； 犣犺狅狌 ， ２０１４ ；
，
犜狌犪狀犱犔犲犲 ， ２０１４ ）。媒体中同性恋可见性的研究在科技日新月异，新
的媒体形式尤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面临着更
多的新问题、新现象，迎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在中国，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同性恋身份社区的形成中扮演了关
键的角色，正如《时代》杂志评论的那样，互联网对于亚洲同性恋社区的
影响相当于过去的几十年中石墙暴动在西方同性恋社区中产生的影响
（魏伟， ２０１２ ： １０－１１ ）。那么，这些影响在中国社会媒体中的同性恋可
见性方面有着怎样的体现？这些体现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性别政治？这
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同性恋者的可见性与性别政治

在 １９９３ 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李安导演的《喜宴》得到了评奖人
的关注。但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电影人，同时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亚洲
代表，对《喜宴》的获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撒
谎，“难道中国文化里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件事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如果非要说这部电影里有真实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它呈现了中国男性
被西方的腐朽与堕落腐蚀了！ ”（ 犅犲狉狉 狔１９９６ ： １５８ ）
，
阿正是成都本地的一位同志，他的同志身份引起了本地一家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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