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14年第4期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调查员完成，他们与被调查者面对面进行交流并完成填写。调查员在
调查执行之前都经过严格培训，非常清楚问卷中问题的内涵，同时由于
部分被调查者教育水平较低，调查员将逐字阅读，以保证被调查者理
解。回收有效问卷 １１６３ 份。此次调查涵盖工作在上海市所有区县的
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在浦东新区工作的样本占总数的 ２１．８％ ，闵行区
和松江区次之，分别为 １２．１％ 和 １０．８％ 。
（二）变量衡量

１． 因变量：社会认同方式
现有的涵化模式的研究采取了多问项行为量表的手段，主要考察
了移民的语言、媒体、社会交往关系和家庭变量等（袁晓娇等， ２０１０ ），但
考虑到内部移民农民工研究的背景（普通话的普及、中央新闻媒体的覆
盖等）和农民工教育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我们在衡量涵化模式和社会

认同时采取了类似族群身份认同（ 犲狋犺狀犻犮犻狋 狔 犻犱犲狀狋犻狋 狔 ）的自我标签的方
，
式（ 犘犺犻狀狀犲 狔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７ ； 犃犫狌犚犪 狔狔 犪 ， ２００９ ），依据贝瑞（ 犅犲狉狉 狔１９９７ ）提
，
出的四种模式，我们让被调查者选择自己属于哪类群体（“外地人”、“既
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上海人”、“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上海人”）。在
前测数据中，我们已经证实了外地人身份与农村人身份之间的高度相
关性，因此在正式问卷中选择了“外地人”作为代表。同样的道理，因为
在上海收集样本，所以以“上海人”标签作为城市认同的代表。这些社
会身份类别基于他们个人对于类别或群体的知识和隶属于这些群体身
份的价值和情感（ 犜犪 犼 犳犲犾 ， １９８１ ），代表了个体的自我概念。同时，考虑到
农民工个体的构建意愿和其他城乡移民者的状况，我们增加了一个“新
上海人”选项。
２． 自变量
对于文化态度的衡量，我们主要是在农民工群体中考察了对本地
文化价值观和对家乡文化的认知，并分别采用并调整了前人的量表，如
对本地文化的接受度采纳了德奎利亚尔等（ 犆狌犲犾犾犪狉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５ ）针对
西班牙裔移民的研究，针对家乡文化的自豪则采纳了金等（ 犓犻犿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和克利夫兰等（ 犆犾犲狏犲犾犪狀犱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的量表，同时考察了农民
工的语言流利状况。其余的变量（见表 １ ）衡量的原则尽可能使用客观
变量，并让问题变得易懂。其中内群体收入地位是询问农民工的收入
水平在其朋友之的状况，而外群体收入地位是询问农民工在上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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