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14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性对主观幸福有更高的预期有关。城市务工人员的年龄与其主观幸福
感之间呈“ 犝 ”型关系。 ７ 正规教育年限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往往意味着较高的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与较
好的社会地位，从而有利于幸福感的提高。初婚、再婚者要比丧偶者、
离婚者和未婚者更具幸福感，这主要说明了“婚姻溢酬”效应通过夫妻
各自的比较利益进行分工，可以提升单位家庭的总产出，以使得夫妻双
方各自获得最大效用。此外，夫妻之间的情感宣泄提高了初婚和再婚
者的幸福感。有工作的城市务工人员要更幸福，可能的原因是社会规
范、社会比较和参照值的选择都会影响个体对自身就业状况的评价，当
自身就业状况恶化而参照群体的就业状况趋好时，个体就有不幸的感
觉。自评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是因为健康
的身体才是居民幸福感的物质载体（ 犘犲狉狀犲 犵 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收入
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８ 实际上这可以用绝对收入
假说来解释，就特定时间点而言，当经济体的收入水平较低时，居民拥
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可以改善生活环境，享受更好的服务、医疗和教育，
因此绝对收入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强。就目前经济状况而言，中国属
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务工人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此情况下，
城市务工 人 员 物 质 条 件 的 改 善 会 为 其 带 来 更 多 的 幸 福 感 （ 犓狀犻 犵 犺狋 ，
２０１０ ）。就特定的时间段而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主观
幸福感亦会随之提升，但当居民的物质基本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收入
所带来的边际幸福感则会递减。由于中国目前还未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城市务工人员还停留在满足生存性消费需求的阶段，因此，绝对收
入水平的增加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幸福感。社会关系网络对居民主观

７． 关于这一点的解释，可参见 犉狉犻 犼 狋犲狉狊犪狀犱犅犲犪狋狋狅狀 （ ２０１２ ）。
８． 需要强调的是，在本研究中，收入水平的衡量与以往研究是不一致的，主要是因为本文中
的收入指标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即包含了个体收入背后所需的劳动时间。以往研究在衡量居
民收入水平时，并没有考虑居民获得该收入所需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工作的社
会认同度等一系列因素，例如，两个人的月均收入皆为 ３０００ 元，但其中一人的工作既体面又
轻松，并且在这个月内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另一个人则需要付出较多工作的劳动时间和更
高的劳动强度，且工作的社会认同度也较低，倘若我们不考虑收入背后所包含的上述因素而
直接考察这两个个体的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则会导致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讳莫难明。因此，收入水平应该是一个综合因素，而非绝对的单个因素，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悖论”或“幸福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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