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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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
实际影响力的条件。虽然陈安薇、王才亮和吴名高等通过记者联络、公
共论坛和“两会”等卷入的人士对于恩宁路改造事件的参与都难以持续，
但是，这些基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动员使得原本较为同质性的参与群体能
够超越群体的边界，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政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
同于虚拟社区的公共舆论影响力，而更多的是一种结合了“行动力”维度
和“影响力”维度的“有行动力的影响力”。
以上对不同的联络和动员机制及其特性的区分，有助于从“历时
性”和“差异性参与”两个角度解释这种公民参与在转型期中国的逐步
兴起。在本案例中，我们也可以将社会行动者的参与行为归结为不同
的理性计算的结果。然而，基于个体理性选择的解释可能会忽略历史
变迁的维度，即每个人都是追求特定目标的理性个体，但为何现在才有
公民参与的兴起？本文认为，首先应将这种公共参与的历时性变化归
结于互联网虚拟社区的发展，这是公共参与兴起的宏观结构背景。进
而，虚拟社区的兴起仍然不能解释不同城市和不同地区公共参与行动
的差异性，而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进一步解释不同城市对于公
共参与行动的影响，它既是一种结构性因素，也是一种解释不同城市公
共参与活跃程度的因素。相对而言，人际网络则是更为微观的组织基
础，它更侧重于解释个体行动者的差异性参与以及这种参与的行动力
和持续性问题；解释同样都是活跃于虚拟社区和处于相同城市的社会
行动者，为何有的会卷入到实际行动中，而另外一些只是停留于虚拟社
区的关注和讨论。
当然，在本文的案例中，人际网络所构建的公共参与的行动力和持
续性以及城市公共空间所构建的行动中的影响力，只是相对于虚拟社
区而言。社团组织在公共参与中无疑会具有更大的行动力和持续性，
而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更是公共参与影响力的重要根源，无论是以人际
网络的组织性弥补社团的组织性，还是以城市开放的公共空间来弥补
政治制度架构本身的封闭性，都仍然面临很大的局限。恩宁路改造中
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组织性仍然存在先天不足，其政策影响力相当有限，
恩宁路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不断面临各种挫折和困境，公共参与的行
动经常需要解决起头人的“接班”问题和如何更有力地推动成员参与及
项目运作的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当前中国公共参与现状的多元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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