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人诉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平台。但同时也为非理性用户创造了扰乱政党政治既有秩序和公
共舆论环境的机会 ，并可能成为 “好事者”激化社会极端情绪、破坏社会稳定乃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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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国家执政安全的利器。此外，海量数据膨胀与指数级信息增长带来全新挑战，使得人工
智能逐渐承担起部分把关职能，算法设计主体或技术官僚极易将隐形政治偏好经由 “算法
黑箱”嵌入部分环节，削弱人工智能在把关过程中的中立性与客观性，从而慢性销蚀公共
决策自主性，动摇智能治理的合法性根基。
过分迷恋人工智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党组织与社会的直接关联，导致政党与民众
“疏离”。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促进党建工作智慧化水平不断提升、基础性重复性工作效
率显著提高的同时，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与党务工作者容易倾向于以线上 “指尖操作”
代替传统党建工作中 “人与人的对接” “心与心的交流”。更有甚者，将智慧党建党务工
作简单地进行模块划分与流程固化，忽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部分基层干部将人工
智能的应用异化为文字游戏，在撰写总结材料时大肆堆砌 “场景赋能”“模式迭代”等时
代新词，从而陷入 “概念空转”的怪圈。 智能生成的内容看似符合智能党建的 “技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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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实则空洞无物、缺乏人文温度，这既模糊了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亟待破解的真实痛点，
也容易阻塞党群对话的情感通道，最终可能诱发 “技术性疏离”———群众对形式上的智
慧党建工作产生审美疲劳与抵触心理。 另一方面，在智能采集民意过程中，数字弱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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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于 “不能用、不敢用、不会用”智能技术，导致党组织及数据机构难以直接收集到
原始数据。鉴于这一群体不契合市场的逐利逻辑，人工智能企业实体与平台也 “有意”
忽视其内在诉求。 若过分追求 “智慧与技术”，党组织与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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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存在党群疏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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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的失范应用容易侵蚀国家政治制度认同
国家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又一核心要素，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的有效性、
权威性 、公平正义性、认同性等方面。随着人工智能作为新型权力要素深度嵌入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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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运作过程之中，它也在认同性和数字公平正义等维度对政治制度安全提出更高要求。
政治制度对人工智能造成的潜在风险回应不足，容易促使政治制度的效力分解。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落地正蓬勃兴起，其快速迭代与大规模应用给现有政治制度带来了严峻挑
战。然而，法律规制与技术监管通常滞后于技术发展的步伐，由此产生的制度时差效应会
进一步加剧政治制度调整与人工智能风险防控之间的调控错位。２０２３ 年国家网信办、工
信部等多部门出台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基本原则、技术治理框架、
服务规范体系及监管机制设计等层面，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制度安全治理构筑了制度基
础。 ２０２４ 年国家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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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 版）》从总体要求、建设思路、重点方向及保障措施层面，系统规划了人工智能产
业建设路径。 但它们均在具体制度安排层面仍显宽泛，未对政治制度安全治理工作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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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划分、治理路径、评估标准等关键环节作出细化规定，对于涉及政治安全的算法推荐、
深度伪造内容的具体责任划分等问题也缺乏具体措施。在国际层面，我国通过 《全球人工
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倡议计划，提出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
域的伦理原则与路线图。但诸如现有治理机制协调、技术规范协调、数据跨境监管等具体
实施细则仍未完全落地，致使人工智能在国家政治制度安全风险识别、内容溯源阻断、主
体合规问责等关键环节存在治理盲区，对人工智能在数据跨境中生成的政治制度安全风险
的监管仍有明显缺口，或将引发民众对政治制度运行效能与风险应对能力的信任损耗。
人工智能会加剧社会资源分配和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消解政治制度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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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和算法为快速完成复杂的信息处理任务提供技术支持，使政
治制度的运行更为高效灵活。但高效并非民主政治制度追求的首要目标，过分强调效率会
将公平正义排斥在外。智能机器具有对数字弱势群体天然的歧视性质与剥削属性，其目前
的运行机制正自动将数字弱势群体隔绝在外，由此形成的智能鸿沟不仅会使数字弱势群体
错失经济发展的智能机遇，也会剥夺其表达民主诉求的智能渠道，加剧智能时代事实上的
不平等、不公正。 然而，智能机器并非完全排斥所有民众，而是将政治权力由公共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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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转移到技术专家共同体中，专家与技术官员由此获得 “智能先知”的权威身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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