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
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时代潮流，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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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的机遇，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大力推进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也实现了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技术嵌入。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取向，它是以中立的特性而非内生性嵌
入到组织与环境当中。所谓技术嵌入指的是技术应用会赋予组织新要素，实现其结构与运
行等各方面的变革。这主要是通过赋权与增能两种路径实现的。
（一）赋权：技术嵌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领域与结构
新时代以来，数字化转型深刻影响了不同层级的权力监督与反腐败的组织结构与具体
运行，也极大程度上实现了党的自我革命及其制度规范体系的结构重塑与体系优化。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工作。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颁
布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强调，“完善大数据监督和技术反腐体系”；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
化手段开展工作”；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
溯的反馈机制，加强信息化监督平台建设，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十九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向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工作报告中强调，“推动纪检监察工作与现代信息
技术融合，建设贯通纪检监察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化系统”；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公报提出，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纪检监察各项业务，建设一体化工作平台；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二十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工作报告首次提出 “构建贯通全流程、全要素的数字纪检监察体系”；２０２３ 年 ９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字纪检监察建设规划 （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对加快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数字技术广
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技术嵌入到大数据反腐与权力监督领域当中赋能腐败治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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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中央自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也包含了地方党委与纪委监委进行主动实践创新
的探索成果。地方与基层监督领域已经形成了较多的成功案例，例如清廉浙江建设、贵州
贵阳的 “数据铁笼”、浙江温州和海南的 “智慧纪检”、浙江绍兴的 “基层公权力监督平
台”、湖南宁乡的 “ ３ ＋ １ ＋ ５”平台、辽宁沈阳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广西博白县纪委
监委 “惠民资金数据监督”平台、湖北恩施 “三网三平台”，等等。
数字技术在权力监督、腐败治理、从严治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党的自我革命制
度规范体系的组织结构重塑与优化。技术需要被组织化、制度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时
技术的应用也需要组织和制度的调整与适应 。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推动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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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过程中需要技术与组织、制度的相互调适。宏观层面而言，这首先体现在机构改革
方面。以往机构改革主要是以政府大部制为核心，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二十大以来
的机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背景下聚焦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其
中，科技领域的机构改革是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和组建国家数据局，而权力监督与腐败治
理领域则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集成优化，即纪委和监委的组织机构调整与管理体制改
革，地方改革也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下逐步推进。机构的调整往往与职责重塑和治理优化紧
密相连。从纪委、监委的机构改革看，数字技术赋权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主要
体现是以决策权的集中和组织科层化运作的加强为标志。一系列助推数字技术发展的顶层
设计和机构改革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以及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服务于全面从严治
党的战略要求，“党内法规 ＋人工智能”的发展模式必将成为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发展趋
势 。数字技术在党的主动推进中通过机构改革、科层化运转加强了党的领导，重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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