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顺和优化了党和国家监督职责体系，实现了权力结构的科学配置，推进形成并完善了决策
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督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进而
构建一体推进 “三不腐”体制机制，表明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在数字化技术赋权下
取得了从各个领域不断强化建设、优化整合到集成性创新的系统性成果。
（二）增能：技术嵌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推进的数字化转型，不仅重塑、优化了公共组织的结构关系与权
力配置，同时通过增能提升了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水平，进而优化组织的运行流程。所谓
增能是指 “予以额外权力和增强个体自主性为主要内容，以正式组织实践以及非正式效能
信息为方法，从而实现提高效能为目的的一种管理行为”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 ３５〕
的运行，一方面需要组织结构的变革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形成权责一致、系统集成
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技术增能以迎接数字化转型带给党的自我革命的各种新挑
战。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断出现各种隐性腐败、新型腐败，党的自我革命必须
与时俱进，提高权能，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自我革命 。
〔 ３６〕
首先，数字技术通过价值观念塑造增能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数字技术
不仅展现为技术形态，还作用于 “思想文化领域，即人们脑海中的价值观念———大数据
观”，塑造互联网思维 。数字技术深度卷入国家与社会，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 ３７〕
需要突破传统思维的禁锢，形成基于数字技术的整体性、广泛性、创造性、预测性的价值
观念才能正确决策、整体决策和长远决策。对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而言，通过制
度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终目标之一是实现党治
国理政中的正确决策。这要求，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增能，让各级决策者具备大数
据素养，不断提升获取、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增进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社会治理等方
面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嵌入通过权力的再分配，优化了权力运行流程，尤其是利用数字
技术对关键少数和一把手进行强有力的监督，更能塑造领导干部的大数据价值观念，使其
致力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
其次，数字技术通过治理流程再造增能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技术嵌入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再造治理流程主要体现在腐败治理、权力监督和党建引领社
会治理等方面。在腐败治理和权力监督流程方面，数字技术能够优化已有的办案与监督流
程，实现从 “跑断腿”到 “一键查”、从 “没头绪”到 “路径明”、从 “事后查”到 “公
开晒”，利用大数据筛查证据极大地缩短了办案时间，利用智能化模块一键搜索实现证据
取证，建立阳光监督治理平台通过 “指尖”将 “廉情”一键直达 。而党建引领社会治
〔 ３８〕
理创新，实际上也是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方面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并探索制度机制创新。其中，流程创新的典型体现就是北京的 “即诉即办”
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了基层治理部门间的关系，实现了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全流程的数字化赋能，也增强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反过来提
高了党推进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能力。
最后，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手段的升级增能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数字技
术的价值塑造与流程优化离不开具体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
中，不断更新的具体手段提升了数字技术所嵌入对象的能力水平。对于数字技术嵌入党的
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而言，其技术手段的升级增能主要体现在数字化技术的平台
与场景建设。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算法的发展使数字平台与场景越来越成为治理的重要手
段，平台意味着整合能力、沟通能力，场景意味着协同能力、智能定制。数字技术在赋能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领域与结构中，往往通过打造各类监督平台与协同场景的方
１ · ·
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