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同的影响，以检验研究假设 Ｈ６ 和 Ｈ７。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５，模型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助贫行为对治贫绩效评价与制度认同的线性回归结果
治贫绩效评价 制度认同
常量 ． ３５７（ ． １００）  ． １６７（ ． １１９）
性别 － ． １７４（ ． ０３９）  － ． ０２８（ ． ０５２）
年龄 ． ００２（ ． ００１） ． ００６（ ． ００２） 
民族 － ． ２１４（ ． ０６９）  － ． １６４（ ． ０８１）

政治面貌 ． ０１１（ ． ０６６） ． ２４３（ ． １０３） 

助贫行为 ． ０１３（ ． ００２）  ． ００５（ ． ００２） 
腐败历闻 － ． ７８０（ ． ０４０）  － ． ６２３（ ． ０５４）

Ｒ ２ ． ２０４ ． １１３
Ａｄｊ． Ｒ ２ ． ２０２ ． １０９
Ｆ ８９． １２０  ２８． ６４９ 
ｄｆ （ ６， ２０８４） （ ６， １３５６）
Ｎ ２０９１ １３６３

如表 ７ 所示，在以治贫绩效评价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助贫行为的回归系数为正
值，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腐败历闻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同样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公众越是积极参与助贫行为，其对治贫绩效的评价越高；而经历过扶贫领域中的腐败
事件或有过此类见闻者，对治贫绩效的评价更低。在以制度认同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

助贫行为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腐败历闻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公众越是积极参与助贫行为，其制度认同也越强；而经历过扶贫领
域中的腐败事件或有过此类见闻者，其制度认同更弱。因此，假设 Ｈ４ 和 Ｈ５ 得到了数据
的验证，公众参与助贫行为对治贫绩效评价和制度认同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同时，假设
Ｈ６ 和 Ｈ７ 同样通过了检验，腐败历闻对治贫绩效评价和制度认同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表明，普通公众在贫困治理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构成现代贫困治理体系中
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说，公众有购物消费、金融借贷、科教文体、捐赠救助、组织化行为
等助贫行为模式，且整体上呈现出较高的参与水平，广泛而较为深入地参与了当代中国的
贫困治理。这一研究发现较好地回应了贫困治理过程中的 “消极群众”论调。扶贫工作
中的所谓 “干部干、群众看”现象，作为某种局部特写可能存在，但绝不能视为当代中
国贫困治理的整体叙事。社会公众在中国贫困治理中扮演了积极有为的角色，为中国贫困
治理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体现了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扶贫机
制的综合作用。评估公众的作用和贡献，不能只看其在政府扶贫行动中的角色，更要考虑
其日常行为通过市场和社会两种机制可能产生的助贫效果。
就公众助贫行为的影响因素而言，助贫行为的积极参与者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教育程
度、自评社会地位较高，重视公共利益，公共参与意识强，更多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和动
员。公民志愿模型对公众助贫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尤其是重视公共利益和公共参与意
识两个变量，作为现代公民意识的重要面向，构成公众参与助贫行为的强大内驱力。至于
公众参与助贫行为的作用效应，助贫行为对于公众的治贫绩效评价和制度认同都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参与助贫行为越积极，对治贫绩效的评价越高，制度认同越强。同时，
腐败历闻对于公众治贫绩效评价和制度认同都具有显著的负面预测作用，腐败经历或见闻
会降低公众对治贫绩效的评价及其制度认同。因此，培育积极公民，开放公众参与，严厉
打击腐败，这既是中国贫困治理过往成功经验的总结与验证，更可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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