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已有的很多国内外文献研究表明，在转型国家，由于正式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企业主

会通过寻求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的保护，来获取政府主导的关键资源。Ｆａｃｃｉｏ
（ ２００６）发现政治关联的企业无论是债务比率还是市场的影响力都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企
业，并且还享有更低的税收负担。 Ｋｈｗａｊａ 和 Ｍｉａｎ （ ２００５）发现了在巴基斯坦，政治关联
〔 １〕
企业的银行贷款相比于非政治关联企业的要高出两倍。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Ｌｉ （ ２００８）发现了私营企
〔 ２〕
业家是中共党员的话，可以增强他们在面对司法系统时的信心和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以进
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 杜兴强 （ ２００９）发现在区分了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两种
〔 ３〕
政治关系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业绩有显著正影响。 李维安、徐业坤 （ ２０１２）的研
〔 ４〕
究表明了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宋增基 （ ２０１４）
〔 ５〕
较早提出了将民营控股公司中含有的国有股权也看作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渠道，发现国有
股权能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及更长的贷款期限。 余汉 （ ２０１７）则进一步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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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有股权可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信贷资源和进入高壁垒行业来提升公司的绩效。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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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将政治关联通过政治捐赠来体现。这种捐献包括在选举期间的企业政治捐献和在社会
慈善中的公益捐献两类。Ｍｉｔｔｏｎ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２００３）将企业管理者是否 （曾）通过政治献
金与官员或者政党发生联系来定义政治关联。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 ２００６）将企业通过选举捐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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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与当选者的关系定义为政治关联。
〔 ９〕
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外对于政治关联或者政商关系的研究已经是浩如烟海，但大多数
学者着重从个体身份视角和企业股权性质探讨政治关联，而忽视了企业组织制度的研究视
角。在国内，何轩、马骏 （ ２０１８）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可以通
过引导企业投入更多的生产性活动以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本文认为党组织不仅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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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起到组织变革的作用，它作为执政党和企业的纽带在政商关系中仍扮演着相当重要的
作用。自从十八大以来，反腐不断突破 “禁区”与 “惯例”，打击腐败的力度前所未有，
对涉及腐败的官员和涉案企业经营者造成伤筋动骨式的打击。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我国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家群体也已经开始出
现更新换代、职业经理人文化也逐渐被接纳。在这样一个市场和经营环境都已经步入转型
期的阶段，中国的政商关系也应该因时而变。旧时的依赖于个人政治身份或企业家与官员
的正式、非正式联系的政商关系容易滋生腐败，且维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未来的政商
关系应该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企业法人与政府之间的交往替代个人因素，所以
研究党组织在政商关系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以及国企
内的党组织本身就具有参与重大经营决策等权力 ，所以本文只探讨民营企业 中的党组
〔 １１〕
①
织这一独特组织制度对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具有以下两点理论意义：第一，拓展了
政治关联领域的相关文献，目前少有从基层党组织视角研究企业政治关联影响及其途径的
文献；第二，拓展了党建领域的研究文献，本文深入研究了党组织建设发挥作用的力度与
外部制度环境的关系，以及党组织作用和企业家政治身份作用的替代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可以明确知道三点信息：其一是章程明文表
示，鼓励民营企业在企业内部成立党组织，但并不是强迫，这一时期民营企业掀起的党建
浪潮是建立在自主理性选择的基础上的，民营企业自主建立党组织这一与上级党政沟通的

① 本文中的民营企业界定为狭义的私营企业，包括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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