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径，一个新的、由地方精英通过宗族关系构建起来的中介场域开始发展
壮大。 这为精英家族建设亲族共同体与加强庇护共享的婚姻逻辑提供
了政治合法性，也使得通过前代姻亲关系和社会关系构筑“累世嘉盟”
式婚姻的现象十分普遍。 事实上，这种重视家族代际情感赓续的互动交
往模式在宋代有着更深的社会和文化根基，与当时精英的“地方化”转
型息息相关。
进入宋代以后， 五代纷争的历史记忆与外族入侵的战乱现实一直
困扰着中国的士绅精英群体，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确认“正统”以抵
御“外患”以及如何重建“道统”以对抗蛮夷文化的侵蚀。 如果说唐五代
的秩序崩溃引发了宋代儒学解释的自我更新和社会伦理的重新整顿，
那么外敌环伺、积贫积弱的残酷现实则催生了宋代整个精英阶层的“国
家意识”和“危机意识”（葛兆光，2004，2006）。 面对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
问题，以“秩序重建”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成为士绅精英们生活实践的
理论指引，他们渴望发动改革，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挽救国家。然而，随
着以熙宁变法为代表的一次次改革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党派纷争的
愈演愈烈，士绅精英们的政治热情逐渐退却，转而寻求其他改良秩序的
可能。 11 世纪中叶以后，这些精英们开始意识到“以天下为己任”无需
动辄提升到秩序全面重建的高度，“治天下” 必须从建立稳定的地方制
度开始，通过在地方社会发展亲族共同体和建立“社仓”“义庄”“乡约”
等方式以“礼”化“俗”，同样可以起到重建道德规范与整顿社会秩序的
效果， 可谓“纵不能行之天下， 犹可验之一乡”“验之一族”（余英时，
2011：219）。笼罩于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因亲议亲、亲上加亲”的
庇护共享式婚姻在当时的精英群体中愈发受到青睐， 这背后暗示着从
宋代中后期开始，在制度架构和思维取向的共同强化下，家（宗）族组织
已成为构建传统中国地方秩序的核心力量。
理解并探究中国国家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是所有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者的责任和远未穷尽的使命。 国家结构如何成型，社会中既有的组
织形式又如何随其改变， 这些特质规约着未来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的
可能空间（米格达尔等，2017：98）。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
来未曾中断过的文明， 考察历史上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与社会群体的
行为逻辑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仍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采
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通过对历史大数据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关于宋代

·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