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的动态分析结果部分地证实了假设 1 和假设 2，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
会经济地位不同维度以及年代之间的异质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肥胖作为健康后果的一个指标， 利用四期横跨 7 年的具有
全国代表性的个体层面追踪数据， 对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的因果
关系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考察。 本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发现：（ 1）在
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相关关系上，男性的职业地位/收入与肥胖存在正向
相关，而女性的职业地位与肥胖呈负向相关。 （2）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
个体固定效应以及与年代相关的混淆性因素的影响后， 上述相关关系
显著变弱，但仍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对两个
肥胖指标均不具有显著影响， 而男性的职业地位仍会显著增加其 BMI
和超重的可能性。（3）交叉滞后面板模型的分析结果有助于我们探析双
向因果关系：对女性而言，身材筛选机制可能起主导作用，特别是以职
业地位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时，BMI 会显著降低女性在两年后的职业
地位。 对男性而言，正向的社会决定机制和身材筛选机制同时起作用：
一方面，职业地位会增加男性两年后的 BMI；另一方面，BMI 也会对其
两年后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肥胖作为新时代我国民众健康的一大挑战，已经引起了众多关注。
新的生活方式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中留下的身体印记， 不仅重塑着个人
的健康和身材，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和医疗保障的沉重负担。 在“腰围
改变中国”的今天（弗伦奇、格莱博，2012），以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社
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无疑是必要的。 在已有众多相关性发现的基
础上，本文初步探析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展示了
该因果关系中清晰的性别差异。 本文发现，对女性而言，一方面，一些
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可能同时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 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基于肥胖的负向筛选， 即 BMI 越高， 女性两年后的职业地位越
低。因此，已有研究中发现的“女性地位越高越苗条”可能是遗漏变量与
身材筛选共同作用的结果。 已有研究中“男性地位越高越肥胖”的模式
则可能由社会决定机制和反向的身材筛选机制共同作用：一方面，男性
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 更高的
职业地位会显著增加其肥胖的可能性， 这与已有研究中指出的以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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