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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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从研究设计上看，本文是将具身化应用到田野案例中的一次尝试。
长期以来，有关身体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自然主义的取向（多为生物学背
景的学者所秉持），或者社会建构的取向（多为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所主
张）。具身化作为一种理念或者说方法论策略有望消解生物与文化、个
体与社会之间长期分割的局面。然而，现象学的具身化重点在于对知
觉的哲学反思，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虽引入了身体“习性”的概念，但仍
重点关注结构的优先性和生产功能，对身体的创造性缺乏兴趣（余成
普， ２０１６ ）。本文借鉴具身化的策略，既反对社会文化决定论，也反对生
物决定论；在强调身体生物性和体验性的同时，将它们与外在情境联系
起来，一方面跳出生物—文化二元论的困境，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现象学
对社会情境的忽视以及实践理论对身体创造性和变动性的冷漠。本文
意在强调，在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过程中，身体和文化相互交织，不可
避免地处于历史、生命周期和周遭环境的变动之中；具身化策略并非只
强调社会结构的束缚，其核心是身体与外在环境互动后表现出的可塑
性、变动性和策略性；具身体验不同于个体、心理层面的感知和情绪，它
既强调外在情境对身体的塑造，也将身体的能动性置于同等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助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的体验既非单纯的生理和
心理反应，也 非 结 构 的 必 然 产 物，而 是 外 在 情 境 与 身 体 相 互 交 织 的
结果。
本文的研究仅限于合法的辅助生殖技术实践，代孕、卵子买卖等非
法行为尽管同样为人类学和相关学科所关注，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内。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希望和焦虑主要体现在“开奖”之前，一旦保
胎成功，后期的怀孕历程及体验则与正常怀孕相似，本文亦不赘述。关
于辅助生殖技术，如果我们把一代试管、二代试管和三代试管的受者进
行比较，把男性和其他家庭成员纳入访谈范围，甚至考察不同文化群体
对辅助生殖技术的认知和相关行为，都可能产生很多有意义的发现。
无论如何，借用荀子的话：“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善始善终，人
道毕矣。”针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田野调查让我们得以直面生命的初始，
也让我们明白了医学及人的创造性和有限性。孕育生命的过程牵系着
多少人的期盼，深藏着多少人的艰辛与付出。对“生命”的追求是自然
与文化、社会与个体相互交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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