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1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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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６ · ６
无法带来更多的代际流动。正如经合组织所发现的那样，教育流动性
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下降，教育扩招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
社会，至少在教育机会获得上是如此（ 犗犈犆犇 ， ２０１４ ）。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其一，由于社会上层在扩招前的高等
教育机会获取上远没有达到饱和，新增加的机会将主要被他们获得。
其二，伴随着教育扩招所实行的高等教育收费与大学生自主择业的政
策抬高了高等教育成本，且降低了预期收益。同时，外部宏观环境变化
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扩招新增的教育机会未能在不同家庭背
景出身的孩子之间实现均等分配（杨奇明、林坚， ２０１４ ）。其三，高等教
育机会的不均等可能是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不平等的延续，是一
种劣势的持续累积。
第三，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所面临
的劳动力市场依旧不是完全遵循绩效原则，没有充足证据表明家庭背景
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中发生明显弱化，这
也导致了教育扩招虽然增加了总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人口的绝对规模
和相对比例，却仍然无法带来代际流动的整体改善。这一结论没有支持
“现代化理论”关于家庭背景效应将首先在较高教育水平群体中弱化的
观点，而与陀思曼和沃波斯（ 犜狅犾狊犿犪犪狀犱犠狅犾犫犲狉狊 ， ２０１４ ）对荷兰，以及巴拉
瑞诺等（ 犅犪犾犾犪狉犻狀狅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可能与高等教育群体所面临的劳
动力市场依旧不是完全遵循绩效原则或者完全竞争有关。要想更好地
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教育系统内的
机会分配显然是不够的，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比如任人唯亲或工资歧
视等）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如果忽略这方面的努力，即使
教育扩招导致人力资本或教育文凭的均等化，优势阶层也会努力尝试
其他方法维持自身优势，比如，更加注重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以及文化
资本的积累，以确保其子女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继续脱颖而出（ 犛狋狌狉 犵 犻狊
犪狀犱犅狌狊犮犺犪 ， ２０１５ ）。
第四，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地位循环和地位再生产的双重功能。一
方面，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增加社会成员获得高社会经济地位职业、高
起薪，进而占据优越社会位置的概率。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往往更容易被优势阶层所占据，他们把这种教育优势转为地位获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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