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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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连续型干预变量进行因果推断。同时，本文采用一种新的尝试
应对价值观混杂问题，并估算了政治价值观对网民两种网络抗争行
为———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以及讨论集体行动———的平均干预效应。
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的政治价值观越倾向于自由民主，其发生网络抗争
行为的概率越高，无论是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轻度网络抗争行为，还
是讨论并酝酿集体行动的重度网络抗争行为。但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是，这一作用仅在一定阈值内有效。当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在自由民主
一端达到较高水平后，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都会显著下降。
两种抗议行为的阈值分别为 ０．６７ 和 ０．６９ ，即政治价值观已经明显偏
向于自由民主，但对此并不狂热的人群，他们既认同威权政治的部分优
点，同时又渴望民主政治。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冲击，人们的观念日趋现代化，更加追
求多元的个人价值，尤其是民主价值观的生发推动了个人政治意识的
觉醒以及对权利的诉求。然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很难在政治制度
化方面满足人们这种隐性增长的诉求，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互
联网接入中国后，正是群体性事件爆发性增长的阶段，网络加速了多元
价值观的传播，成为公民表达政治意见、政策偏好的新空间，并为大量
产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和其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
台，成为转型期中国最主要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本研究从侧
面证实了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参与到网络抗争行动中。
其次，尽管威权主义价值观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对自由民主价值
观的认同和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也在转型期的中国滋长，并成为
网络抗争行为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但网络抗
争行为存在一定的限度，一方面是来自政府和体制内的外在限制，如政
府对互联网言论的管制以及体制内传统媒体的议程设定能力等；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网民自我的内在限制。政治价值观趋向自由民主的
网民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概率较高，但一来尚不足以构成营造同质性
网络文化的决定性力量，二来一旦自由民主价值观达到较高水平，个体
参与网络空间的抗争行动的概率反而会下降。简言之，自由民主价值
观对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的特征。
进而，本研究还发现，政治价值观对网民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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