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家庭形式，这种家庭形式打破了血缘关
系在亲属制度和家庭实践中的垄断定位，引入了基于个人选择的人际
关系，如友情。然而，这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与颠覆极其有限，面对中国
主流社会如此强大的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力量，这种彩虹家庭究竟能走
多远？由此，“家”在同性恋生活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同时其他面向的同
性恋生活则被剥夺了可见性的资格。
上文提到的《过年回家》的结束语所呈现的是一个很符合大众想象
的家的概念，这里充满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和爱，是心灵的港湾、安全的
天堂。然而，对“家”的这种想象值得商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家”里
其实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复杂而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关系（ 犜犪犿 ， ２０１４ ）。
这种矛盾与张力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说尤为明显。正如小樽的一句话：
“ 我们军人世家，三代单传，我要是说不结婚，他们肯定当场毙了我，毁
了我的尸，灭了我的迹，然后……再生一个。”这种原生家庭矛盾的“家”
的意象在《出柜“男”题》一集中很好地被呈现出来。可赞的父亲忽然到
访，并且一直追问宋一和可赞何时结婚。面对 犃狌狊狋犻狀 和小樽的错口叫
“爸”，他语重心长地对可赞说：“儿子，你是不是嫌我催你结婚啊？我缺
儿子吗？我缺的是孙子！ ”这个本来是笑料的桥段却似乎又很明确地表
达出父母和家庭对子女的期待。可赞父亲对儿媳妇和未来的大孙子的
期待贯穿了他的整个来访，让可赞“压力山大”。潘绥铭（ ２００６ ： ２２２ ）认
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性与生殖之间的相对分
离，这也在客观上解放了同性恋。但事实上，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只是
表面上的、发生在行为层次上的，二者的联系在新时期更加隐蔽和细
致。一方面，潘绥铭所谓的性与生殖分离的基础是已经有孩子的人，而
对于不要孩子的丁克一族、因患病无法生育的夫妇、不愿生育的单身主
义者和同性恋者来说，这种分离还远没有实现。同时，与对孩子数量的
控制相对应的是对孩子质量要求的提高，即所谓的“优生”。事实上，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 起，主流 的 性和 婚 姻话 语就 对优 生 非 常 重 视 （艾 华，
２００８ ： ４６ ）。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的第一批新生儿
如今也早到了婚育年龄，对他们来说，没有兄弟姐妹来分担延续香火的
任务，他们所承担的生儿育女的任务———虽然没有数量的要求———比
以前更重。福柯（ ２００５ ）指出，性（ 狊犲狓狌犪犾犻狋 狔 ）正日益成为人们被组织、被
分类、被命名，甚至被观察、被研究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性与

· ２ ２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