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14年第5期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一、引言

中国共产 党 从 一 成 立 就 移 植 了 俄 共 （布）的 基 本 组 织 制 度。 到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１ 日，由新选出的中共“五大”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把联共（布）的组织原则———民
主集中制作为中共的组织原则。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大多来自
受“五四”运动民主氛围熏染的学生，对这种强调纪律严明的列宁式政
党的组织观念并不太适应。那些去苏俄留学的革命青年往往感到最新
奇的就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郑超麟， ２００４ ： １９３ ）。亲历了江西共产
党组织建立过程的游伯伦 １ 也在回忆中指出，当时的江西青年“最反对

的是那种束缚他们个人自由的‘团体纪律’”（袁学黄， １９３４ ： ３３１ ）。民主
集中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经历了漫长的调适过程。在此过
程中，一个重要的开端是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苏维埃革命。当时，随着
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空前的理论挑战，在革命
参与者中，困惑、恐慌、沮丧、颓唐等各种复杂情绪泛滥。而中共高层在
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接受了共产国际为中国定位的革命阶段和暴动理
论，打出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在革命陷入低谷的时候，却要开始组织
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政权，这对党组织的战斗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日本学者高桥伸夫（ １９９９ ： １６８－１８０ ； ２００６ ： ３０－５８ ， １１２－１３４ ）提
出，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原有的组织散漫性到大革命结束后并没有得到
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他的研究以鄂豫皖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为例，从
党的构成、党内联系以及党组织和党外群体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展开论
证。王奇生（ ２００２ ）也指出，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 年间广东党组织松弛涣散，支
部生活有名无实，党内交通和情报传递困难，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
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虽然王奇生基于其研究对象而谨慎地称
其结论仅是对广东中共组织的地域性考察，但他的研究结论至少对于
广东组织暴动的党组织是适用的。这两位学者将以往在中共组织史研
究中对党的组织路线和高层人事斗争的关注转向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实
际运作机制的关注，无疑是非常有眼光的。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限于

１． 在本文所引的这个历史文献中提到的“游伯伦”，实名“刘伯伦”，又名“刘拜农”，江西铜鼓
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建立时的第一任临时书记。参见刘锋， １９８９ ：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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