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个加权平均值，其中来自“冲动型”的样本会有更大的权重。而“冲动型”
的人格，显然由于血性之勇更可能会参与到非制度化政治活动中，导致
工具变量估计量会比较大。考虑到 犐犞犘狉狅犫犻狋 估计量的绝对值是 犘狉狅犫犻狋
估计量的多倍，笔者认为，很可能“抑制性双向因果”与“局部干预效应”
同时存在。
五、结论和讨论：疏导和稳定

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本身就是一种技术
性因素，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文的工具变量分析已经能够从数据的角
度证明这种扩大和助燃的因果效应的存在，问题在于，不管线下的集体
行动本身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互联网总会
起到助燃的作用，其本身并不是“坏”的因素。单纯批评互联网或者限制
其使用，本质上并不能减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社会的影响，这是因为，
抑制互联网本身只是着眼于直接消解可能的社会运动和降低其扩散的
速度，而不能把引起这些运动的情绪和冲动的来源化解掉。这就如在
表 ２ 看到的，不管是 犘狉狅犫犻狋 模型，还是 犐犞犘狉狅犫犻狋 模型，其结论都非常清楚，
即，家庭收入和是否遭受过不公待遇等才是关系到是否参与非制度化政
治的决定性因素。哪怕不考虑互联网的助燃因素，只要有社会治理结构
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层矛盾，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无可避免。
而本文“抑制性双向因果”的诠释从实证角度有力地证明了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并非一无是处，在一定限度内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是一个
健康有力的治理结构中的常态现象。“上网”在技术层面会助燃“上访”
和“上街”这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但包括“上网”和“围观”本身所
代表的公民参与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已经在倒逼政府转型，并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公共管理和决策机制的优化，疏导和消解了很多潜
在的社会矛盾。正如汪玉凯（ ２０１２ ）指出的，中国网络，特别是微博对政
府行为的监督，提升了对公权力监督的力量，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和规范自身的行为。当然，以微博为代表的全新网络媒体，本身
需要正确的引导和依法管理。
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事关社会的稳定。正如
赵鼎新（ ２００５ ）强调的，“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性的冲突或社
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社会冲突体制化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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