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5 - 《社会》2013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４

为什么公共部门会比私有部门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呢？基
于既有的研究，本文假设：公共部门的个体因其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较
低的相对剥夺感而表现出高于私有部门的一般信任水平。用倾向值匹
配法尽可能控制潜在的选择性误差后，我们发现，政治参与度和相对剥
夺感作为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具
体来讲，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不仅在态度上对自己的内在政治效能
感有较高的认定，而且在行动上也能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这种
态度认定和行为参与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
的雇员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在经济地位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自我认定，
从而体现出更低水平的相对剥夺感。这一发现和胡安宁（ 犎狌 ， ２０１３ ）的研
究所呈现出的跨部门间的显著相对剥夺感差异是一致的，而低水平的相
对剥夺感同样有助于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建立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一个被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是
公共机构如何影响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很多研究往往强调国家这一
机构本身对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例如，普特南（ 犘狌狋狀犪犿 ， １９９３ ）在意大
利所做的经典研究强调了意大利南部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信任的缺
失以及相应民主制度的不完善，而很多后续拓展研究将意大利南部的
这些特点归咎于当地政府的强大影响力（ 犎狌 狔 狊狊犲狌狀犲 ， ２００３ ）。同样，针
对东欧、前苏联等国家的研究也在反复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强政
府”机制对于 社 会 一般信 任水 平的 破坏作 用（ 犉犾犪 狆犪狀犱犞狅犾犽犲狉 ， ２００３ ；
犇狅狑犾犲 狔犪狀犱犛犻犾犫犲狉 ， ２００３ ； 犐 犵 犾犻犮 ， ２００３ ）。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政府机
构以及与政府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是
否如理论所假设的那样会对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呢？本
文的发现反驳了这一观点。身处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同私有部门中的个
体相比，不仅没有表现出对一般化他人的低信任程度，相反，通过诸如
政治参与、相对剥夺感这样的中介因素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
在这一点上，本研究指出了公共机构对一般信任水平可能存在的正面
效应和中间途径，这些发现对已有研究而言是重要的理论补充和扩展。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基于平行性市场关系的私
有部门没有能够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呢？众
所周知，从普特南 １９９３ 年的经验研究开始，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假
设是：基于横向的、自愿性的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地提升社会资本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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