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牛建林， ２０１２ ）。这种婚姻挤压现象，是否关乎人口性别比，尚需结合上述
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初婚行为的影响机制作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利用 ２００６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事件史分
析方法，试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个人教育和职业对初婚年龄有何作
用，家庭背景对个人初婚年龄有何影响，以及上述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
对初婚年龄的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个人教育与初婚年龄
个人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教育程
度的提高，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结婚年龄（ 犌狅犾犱狊犮犺犲犻犱犲狉
犪狀犱犠犪犻狋犲 ， １９８６ ； 犅犾狅狊狊犳犲犾犱犪狀犱犎狌犻狀犻狀犽 ， １９９１ ； 犜犺狅狉狀狋狅狀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５ ；
犛狑犲犲狀犲 狔２００２ ）。如果说，完成学校教育是向成年人转变的一个重要
，
标志（ 犕犪狉犻狀犻 ， １９８５ ），那么，婚姻则通常被看做是正式进入成年状态。婚
姻角色不但要求个人在经济上独立，而且要与另一个人保持亲密关系，
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在经济上大多依赖父母，而且学业
要求较高，学生角色与婚姻角色存在不相容性，加之倘若退学结婚所带
来的高昂的机会成本，使得人们期望学生先完成学业，再去承担婚姻和
家庭的责任（ 犜犺狅狉狀狋狅狀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５ ）。基于上述理论推理，本文提出：
假设 １犪 ：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大。
第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教育程度的增加意味着信息、技能的积
累和学历的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就越高。
根据“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 犪狊狊狌犿 狆 狋犻狅狀狅犳 犵 犲狀犱犲狉狉狅犾犲狊 狆 犲犮犻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
（ 犅犲犮犽犲狉 ， １９７３ ； 犌狅犾犱狊犮犺犲犻犱犲狉犪狀犱 犠犪犻狋犲 ， １９８６ ； 犘狉犲狊狋狅狀犪狀犱犚犻犮犺犪狉犱狊 ，
１９７５ ），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的生产与再生产，男性则致力于劳动力
市场的工作，具有不同相对优势的、收入差异较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
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婚姻的主要收益就
来自于性别角色分工所导致的配偶之间的相互依赖。
因此，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
高，独立支撑一个家庭的能力越强，从而增加他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
力。许多研究表明，男性潜在收入对其进入婚姻有着显著的正面效应
（ 犆狅狅狀犲 狔犪狀犱 犎狅 犵 犪狀 ， １９９１ ； 犌狅犾犱狊犮犺犲犻犱犲狉犪狀犱 犠犪犻狋犲 ， １９８６ ； 犔犾狅 狔 犱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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