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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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正在为破解全球数字治理困境、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一、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出场
中国式数字文明表征着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文明存在形态,其生成与发展具有深刻的
内在逻辑。从根本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国数字化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与实
践呈现,既契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规律,也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自觉建构与主动
创造。
(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国数字化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把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历史划分为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
代” ,其中 “文明时代”作为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漫长演化而来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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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进入一种开化的、进步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 “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
部分” 。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人类在文明时代 “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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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 ,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也推动着文明形态的跃迁。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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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工业时代以来人的生存、生产与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各方
面数字化变革,使人类逐渐进入数字文明时代。中华文明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也 “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如今在数字技术驱动下正发生深刻的数
〔 7〕
字化转型。因此,中国式数字文明可以理解为中华文明在数字时代的鲜明标识和重要表
现。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数字生产
方式在中国的发展运用,相应催生出中国式数字文明。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
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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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形态是判断时代变革的重要依据” 。从历史演进来看,原始文明依赖狩猎采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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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明因农具应用而兴起,工业文明则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之上。同样,数字技术的兴起
推动工业时代全面变革,深刻重塑人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由此开启数字文明时
代。基于数字技术产生的数字生产方式带来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由此催生出以数
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
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因此,由数字生产方式带来的数字经济全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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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塑造数字文明形态。在 “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数字
技术在中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塑造的数字生产方式被不断应用到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等方面,中国数字化发展进入 “快车道”,加速文明数字化和数字文明化进程,
从而融合成为中国式数字文明。
(二)全球数字化浪潮下中国对数字化挑战的现实回应
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当今世界。德国哲学家大卫·普雷希特曾
言:“一个幽灵,一个数字化的幽灵在全球化的社会徘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幽灵,
一方面满怀喜悦和希望,另一方面充满恐惧和担忧。” 数字化浪潮下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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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挑战,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出场体现了中国对数字化风险挑战的现实回应。
数字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多方面的风险挑战。第一,数字异
化。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可能导致人的主体性虚化与劳动异化。数字空间重构人的存在方
式,使个体陷入对虚拟身份的过度追求,人的精神世界面临虚无化风险,进而塑造出 “单
向度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
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 “数字”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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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的 “资本”借助大数据和算法,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有些 “看似是简单的休闲娱
乐活动,其实都是为平台积累剩余价值的免费劳动” 。“数字资本”的滥用不仅加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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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还推动数字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第二,数字鸿沟。由于数字技
术在全球分布与使用中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因而在不同国家间、城乡间与群体间产生数字
鸿沟。某些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和贸易保护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数
字基础设施的水平差异使不同地区之间产生数字鸿沟;数字主体的数字技能差异使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产生数字鸿沟。这些鸿沟不仅增加社会分化的风险,甚至会将 “全球数字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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