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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理性决策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将政治理性中的 “价值成分”（而非 “工具
成分”）发挥到最大的结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尽量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诉
求外，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到了普通民众参政意识、权利保障意识等明显提高这些特点，在
民主、开明政治方面迈出了 “新步伐”。近年来，政府信息向社会公开、各类官民论坛的
建立、领导邀请网民共商发展大计、各类听证会的召开、信访制度法制化改革，等等，无
一不是满足普通民众参政议政、权利保障等诉求的理性政治 “新气象”。因此，理性政治
尤其是其公民性价值坐标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的党性与保持群众基础的执政
优势的一个基本保障，从过去和当前实施的一些列措施来看，中国共产党也正通过强化与
践行理性政治的价值坐标来继续坚守党性、保持自身的执政优势。
第四，理性政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合理选择。众所周知，对于
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向世人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论证。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是
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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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到高、由落后到先进的一个 “进步性”推进过程，体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人类
（个体）由 “受制于人”到 “受制于物”最后到 “自由个性”的递进历程。对此，马克
思在 《 １８５７—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即伦敦手稿）中曾做过专门的著名论述：“人的依赖关
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
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
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
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
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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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首先是自然的，后来私有制出现之后，变成了人统治人 （人的依赖关
系）的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均属于此；此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
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社会关系及多方面需求的膨胀
等，导致了 “物的依赖性”，但这也衍生了人对超越物质依赖性的冲动和需求 （即向往和
追求自主独立性）；最后，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类走
向完全的自主独立性 （即 “自由个性”），至此，人类社会政治形态也会也迈进了最高阶
段。显然，虽然马克思描述的第二阶段 （即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主要
针对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对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也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因为，虽
然目前我国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按照我国实际的发展状
况，我国仍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邓小平同志的话
来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这里的 “不够格”，主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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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社会生产力水平仍未达到使人民完全 “自由个性”的地步。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
仍类似于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物
质虽未极大丰富，但 “人的独立性”意识和追求已经萌芽甚至充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的权益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平等自由意识等 “人的独立性”意识开启
愈发强烈，这些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新时代我国社会
政治由此也必然进入了 “利益和权利协调”的 “理性”阶段。任何执政现代执政党如果
要稳住人心、获取民心都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同时，真正的现代化、现代执政
党或政府的权力也只能由此发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任何国家权力无不以民众的
权力 （权利）让渡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 显然，这就是现代社会和政治的 “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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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和精神，也是现代执政党处理与民众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由此对照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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