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面临挑战（任远、邬民乐， ２００６ ；杨菊华， ２００９ ；任
远、乔楠， ２０１０ ），从而影响他们的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犔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７ ；
犓狀犻 犵 犺狋犪狀犱 犌狌狀犪狋犻犾犪犽犪 ， ２０１１ ； 犃犽犪 狔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 犆犺犲狀 ， 犲狋犪犾． ，
，
２０１３ ）。最后，大量研究证实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在某一阶段已经对环
境造成破 坏 （曹 光 辉 等， ２００６ ；马 树 才、李 国 柱， ２００６ ；彭 水 军、包 群，
２００６ ；徐士春、何正霞， ２００７ ）。而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也被证明危及居
民的健康（鄂学礼、凌波， ２００６ ；於方等， ２００８ ； 犛犿 狔 狋犺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高宏
霞等， ２０１２ ）。总之，尽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国社会所经历
的不平等加剧、城市化扩张、流动人口增多和污染等问题都可能成为消
耗民众幸福感的因素，使得原本由物质水平给民众幸福感带来的正向
效果变得不再显著，成就了“全体更富裕却不能使全体更幸福”的“幸福
感悖论”。
作为在中国背景下对“幸福感悖论”的正式检验的率先尝试，本文
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所得的结果只是经济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总
体相关，很可能受其他第三变量的影响，一些因素，如政策调整，可能同
时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幸福感，因而导致观测到的相关为虚假
相关。其他因素，如城市化水平、流动人口比重和环境污染水平，会作
为中间变量影响总体相关。 １３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展示的仅是
经济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而非因果关系。确立因果关系需要使
用长期追踪数据，纳入经济水平的滞后项进行分析。已有的基于西方
国家的分析 显 示，更 可 能 的 状 况 是 经 济 发 展 影 响 幸 福 感，而 非 相 反
（ 犇犻犲狀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该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还有待于经验检
验。第三，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测量了
水平与总量，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分布不平等很可能对幸福感有不同
的影响（王鹏， ２０１１ ； 犠狌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１３ ）。这也是已有的“幸福感悖论”
研究的限制之一，未来的研究在考察“经济发展—幸福感”关系时，应该
考虑这种多维度的特征。最后，尽管本文着重考察经济因素对于幸福
感的影响，其他宏观层面的因素也与社会平均幸福感有关。如自由度
更高且更加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平均幸福感也可能 会更高（ 犔犲犾犽犲狊 ，

１３． 尽管相关跨国研究已经证实即使在控制了诸如二氧化硫排放量、犯罪率、对外开放程度
以及失业率等“第三变量”后，“幸福感悖论”仍然存在（ 犇犻犜犲犾犾犪犪狀犱犕犪犮犆狌犾犾狅犮犺 ， ２００８ ），但目前
仍然缺乏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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