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6年第4期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

应的 ６５％ 都会消失。其他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追踪数据的研究也得出
了相 似 的 结 论 （ 犌狉狌狀犱 犪狀犱 犛犾犻狑犽犪 ， ２００７ ； 犠狌狀犱犲狉 ， ２００８ ； 犞犲狀犱狉犻犽 ，
２０１３ ）。总之，在长期时间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似乎都会“适应”财
富的增长，以至于短期内观测到的财富对幸福感的正向效果经过一段
时间都会变弱。检验“跑步机效应”超过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与其他“幸
福感悖论”研究一样，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集合层面的证据，其背后的机
制则更多有赖于消费规范、财富的分配和其他结构性因素。
“ 幸福感悖论”为何会在中国上演？在提出该悖论伊始，伊斯特林
（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１９７４ ， １９９５ ）就指出相对收入地位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评
判不仅与个人的绝对消费水平相关，更与其与社会的“消费规范”相比
的相对地位有关，而这种规范水平会随经济增长而提高。不断升高的
物质期望抵消了收入增长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效应。相对收入对于主
观幸福 感 的 显 著 影 响 被 许 多 研 究 所 证 实 （ 犉犲狉狉犲狉犻犆犪狉犫狅狀犲犾犾 ， ２００５ ；
，
犔狌狋狋犿犲狉 ， ２００５ ； 犇 狔 狀犪狀犪狀犱犚犪狏犻狀犪 ， ２００７ ； 犠狅犾犫狉犻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基于
中国的分析也显示了相对收入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效应（罗楚亮，
２００９ ；官皓， ２０１０ ；任海燕、傅红春， ２０１１ ）。此外，在宏观层面上，相对收
入的解释体现了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所构成
的张力。对于 中 国，高 速 的 经 济 增 长 伴 随 的 是 高 水 平 的 不 平 等 （ 犡犻犲
犪狀犱犣犺狅狌 ， ２０１４ ），而已有研究证实地区的不平等水平越高，民众对于不
平等的接纳程度就越低（李骏、吴晓刚， ２０１２ ；黄嘉文， ２０１６ ）。因此，相
对收入地位与不平等可能也是理解中国“幸福感悖论”的关键机制。
此外，本文认为在更广阔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去理解中国为何会出
现“幸福感悖论”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与高速增长的 犌犇犘 同步发生
的一系列制度性转化可能会对居民的幸福感有负向影响，抵消了经济
增长带来的正向效应，从而造成我们所观察到的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并
未提升整体幸福感的现象。负向机制的制度性因素可能包括但不仅限
于城市化加剧、流动人口增加和环境恶化等方面的进程。城市化进程
一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陆铭、陈钊， ２００４ ），另一方面却
被证实会损害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及健康（ 犕狅狉狉犻狊狅狀 ，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 犆犺犲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其次，大量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不但在居住环境、就业
机会、社会福利和子女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王涤， ２００４ ；王春光， ２００６ ；
何熠华、杨菊华， ２０１３ ），更在心理层面经历认同危机（崔岩， ２０１２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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