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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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６．５ 倍、 ７．３ 倍和 ７．５ 倍。 ７ 由于高收入群体的优势地位仍在扩
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劣势地位没有很大变化，所以，收入不平等对不
同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将持续显现。
第三，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
的重要机制。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打破以往
“均等化”的利益格局，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当人们发现，与从前地位
相似的个人 ／群体相比（包括以自我为参照），自己的收入增长速度较慢
或经济地位处于劣势，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他们对幸福的
感知程度。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个体间或群体间
的利益摩擦和关系紧张，人际信任在各方利益博弈的张力中被不断侵
蚀，造成相互猜疑，敌对的消极情绪逐渐凸显。
可见，在中国情境下，分析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不能忽视
社会心理过程的影响，它是联结宏观社会环境与个人特殊体验的重要
桥梁。相比之下，公共资源投入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甚微，资源供给视
角并不能解释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
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弱化它对个人幸
福感的作用；也可能源于测量指标的缺陷，造成统计结果的偏离。这些
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与验证。
（二）进一步讨论：如何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收入不平等是阻碍居民提升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那么，在政策层面，如何才能降低收入差距过大对
个人幸福感的损害作用？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但
它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教育水平、人口结构、再分
配等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基尼系数合理的具体取值
（李实、高霞， ２０１５ ）。可见，单纯以降低基尼系数为导向来制定政策并
不能很好实现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而且，适当的收入分化有利于调
动和激励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升个人的幸福感。这需要我们将
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结合起来考虑。正如罗尔斯（ １９９１ ： ６６
－６９ ）所言，社会的“公平正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每位社会成员都享
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４ 》按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
的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两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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