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1 - 《社会》2015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６

业总体的性别隔离程度自 １９８２ 年至今持续上升，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
则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前者主要是职业规模的效应，具体而
言，就是农业劳动力人口及其比重锐减，而农业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要
远远低于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后者则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效应，
也就是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程度上升或下降所导致的。
其次，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上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 １０ 年
（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０ ）。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提高。
也就是说，职业内部的男女分布更加不平衡。这一时期的主导因素可
能是从再分配向市场化的转型———在市场化初期，国家保护机制骤然
消失，劳动力市场配置起了主导作用，女性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
势地位。
在随后的 ２０ 年间（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不断下
降。这主要是因为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在降低。其表现就是大量
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向中性职业转变，中性职业的数量、比重及相对规
模不断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大多数非农职业都已经是中性职业，即职业
内部的男女构成趋向平衡分布。
第三，尽管职业性别类型的中性化是性别隔离水平不断下降的具
体表现，但这并不等同于性别不平等的弱化。一方面，男性职业的中性
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女性的进军，也就是说，大量女性进入传统上的
男性职业。这些职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对较
高。这不仅说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降
低了男女人力资本的差距，使女性得以进入上述职业，同时也反映性别
分工的一些传统观念被打破。另一方面，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商业、服务业人员成为女性劳动力的主体，而某些制造业职业更加男性
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深了性别不平等。
通过以上这些研究结果，我们证实职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职业性
别隔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进行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性比较时，绝
不能脱离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考察。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确区分了职
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这两类因素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
后者对我们认识性别不平等更有实质意义。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本研究使用的是人口普查数据，无法对所列举
的不同因素对中国职业性别隔离及其变化的影响作严格的检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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