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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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


       决定主观幸福感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区分为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
   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个人收入(家庭收
   入)和就业状况: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收入确实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其
   中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幸福感有着重要 的影响( 犆犾犪狉犽 , 犲狋犪犾. ,
   2008 );失业状态往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即
   使在控制收入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失业仍是导致居民不幸的重要微观
   因素( 犉狉犲 狔犪狀犱犛狋狌狋狕犲狉 , 2002犪 )。在宏观层面上,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包括宏观经济状况(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制度状况
   (政治自由、民主和法治、税负)、公害品(恐怖主义、内战和腐败)和社会
   环境质量。其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 犇犻犜犲犾犾犪 , 犲狋犪犾. , 2001 ),恐怖主义、内战和腐败极大地降低了居民的
                  ,
   主观幸福感( 犉狉犲 狔 犲狋犪犾. , 2009 ; 犠犲犾狊犮犺 , 2008 ),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和有效的制度 安 排 会 带 给 居 民 更 多 的 幸 福 感 ( 犠犲犾狊犮犺 , 2007犫 ; 犉狉犲 狔
   犪狀犱犛狋狌狋狕犲狉 , 2002犫 ;谢舜等, 2012 )。同样,社会环境质量也对居民主
   观幸福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犠犲犾狊犮犺 , 2009 )。
       (二)不确定性与幸福感
       通过对既有理论和文献的爬梳,能够发现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居民
   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第一,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影响居民消费惯性,进而
   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以往的研究表明,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当居民
   不能正确地做出与现有消费习惯相适应的消费决策时,消费者往往要
   不断地调整和重新适应新的消费水平,这有可能引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 犌犻犾犫犲狉狋 , 犲狋犪犾. , 1998 ; 犠犻犾狊狅狀犪狀犱犌犻犾犫犲狉狋 , 2005 ; 犔狅犲狑犲狀狊狋犲犻狀 , 犲狋犪犾. , 2003 )。
   例如动力平衡理论( 犎犲犪犱犲 狔 犪狀犱犠犲犪狉犻狀 犵 1992 )表明,居民的幸福感不
                                       ,
   仅受控于长期稳定的人格特质,还会遭受短期正负生活事件的影响。
   在大部分时间里,居民因受到人格特质因素的影响,其幸福感会呈现稳
   定平衡,但当发生特别或不同于过往生活经验的生活事件时,幸福感便
   会偏离基线水平,从而失去动力平衡。举例而言,当个体失业时,个体
   可能无法保持目前的消费惯性,最终可能给个体幸福感带来巨大而持
   久的负面影响( 犆犾犪狉犽 , 犲狋犪犾. , 2001 )。
       第二,不确定性会强化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压制居民当期消
   费,从而挤走居民获取幸福感的消费支出。 犌狌狏犲狀 ( 2012 )指出,不同的
   消费会给居民带来不同的幸福水平,储蓄率高的居民,其幸福感一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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