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4年第2期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

决定主观幸福感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区分为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
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个人收入（家庭收
入）和就业状况：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收入确实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其
中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幸福感有着重要 的影响（ 犆犾犪狉犽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失业状态往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即
使在控制收入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失业仍是导致居民不幸的重要微观
因素（ 犉狉犲 狔犪狀犱犛狋狌狋狕犲狉 ， ２００２犪 ）。在宏观层面上，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包括宏观经济状况（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制度状况
（政治自由、民主和法治、税负）、公害品（恐怖主义、内战和腐败）和社会
环境质量。其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 犇犻犜犲犾犾犪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恐怖主义、内战和腐败极大地降低了居民的
，
主观幸福感（ 犉狉犲 狔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 犠犲犾狊犮犺 ， ２００８ ），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和有效的制度 安 排 会 带 给 居 民 更 多 的 幸 福 感 （ 犠犲犾狊犮犺 ， ２００７犫 ； 犉狉犲 狔
犪狀犱犛狋狌狋狕犲狉 ， ２００２犫 ；谢舜等， ２０１２ ）。同样，社会环境质量也对居民主
观幸福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犠犲犾狊犮犺 ， ２００９ ）。
（二）不确定性与幸福感
通过对既有理论和文献的爬梳，能够发现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居民
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第一，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影响居民消费惯性，进而
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以往的研究表明，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当居民
不能正确地做出与现有消费习惯相适应的消费决策时，消费者往往要
不断地调整和重新适应新的消费水平，这有可能引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 犌犻犾犫犲狉狋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８ ； 犠犻犾狊狅狀犪狀犱犌犻犾犫犲狉狋 ， ２００５ ； 犔狅犲狑犲狀狊狋犲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３ ）。
例如动力平衡理论（ 犎犲犪犱犲 狔 犪狀犱犠犲犪狉犻狀 犵 １９９２ ）表明，居民的幸福感不
，
仅受控于长期稳定的人格特质，还会遭受短期正负生活事件的影响。
在大部分时间里，居民因受到人格特质因素的影响，其幸福感会呈现稳
定平衡，但当发生特别或不同于过往生活经验的生活事件时，幸福感便
会偏离基线水平，从而失去动力平衡。举例而言，当个体失业时，个体
可能无法保持目前的消费惯性，最终可能给个体幸福感带来巨大而持
久的负面影响（ 犆犾犪狉犽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
第二，不确定性会强化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压制居民当期消
费，从而挤走居民获取幸福感的消费支出。 犌狌狏犲狀 （ ２０１２ ）指出，不同的
消费会给居民带来不同的幸福水平，储蓄率高的居民，其幸福感一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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